十三、剥削工具（剧情） (第3/7页)

的公司里，用自己与几位发小的钱组成一支基金。

    战争爆发时，邵泳之在国外。江离终日终夜待在私募基金在南遥的办公室，刷深域浮现的权威报道与道听途说、买便利店与咖啡厅的吃喝、去健身房放风与洗澡。邵泳之毕业出国以后，江离不再和他讨论作业。据说，邵泳之与同学们亦拼单请到了一个之前上过同一门课的本校学生，给他们做课外辅导。然而，一向把那支私募基金的盈亏当数字、前几次找江离都是为约她去自驾的邵泳之，在最初的狂喜后，忽然又是给江离发红包、又是要求江离向他投屏。邵泳之隔着时差的作息之阴间，令后来的江离意识到，当时的邵泳之不是多线程办公高效率，而是焦虑到几乎做不了别的、状态极其之差。

    邵泳之与江离皆不学法。他们分别认识不同的、学或做法律的人。不过，邵泳之不敢向这些人问。邵泳之查阅新闻、法条、规定、解释、判决文书，发给江离一堆理解与判断，不多久又发给江离一堆更新过的理解与判断。后来，他们转换思路，从“是否违规”改为“如何避免被官方调查到”。

    他们最明显的接近违规之处，应该是，这支私募基金的实际的最核心的策略制定者，邵泳之与江离，没有被写在基金备案中。

    最终，邵泳之痛恨起帝国的选择性与运动式执法。在金融市场内，风险与收益是双刃剑。监管防止零售投资者承担过高风险，同时即剥夺他们获取巨大收益的可能。人为地，用钱生钱的机会随社会阶级累进。发国难财的思路与技术不难，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全地这么做；小盗者诛，大盗者为王侯；它的资质，被留给了原本就大概率将不被国难伤害的人。

    邵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