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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官二代楷璇并不能理解小市民对阶级滑落的恐惧。言必行的父母原本是B市郊区的下岗工人，这两年B市扩大外环，名不见经传的郊区突然变成了拆迁户聚集地。言必行家不仅有当年的国营工厂分配的集体宿舍，还有言必行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两套烂平房。三套房子换了三处窗明几净的高层公寓。面积比较小的那一处言必行的父母留下自住，剩下的两处都打了隔断出租。B市买不起房的外来人口那么多，言家每年光房租就可以收将近三十万。可即使富起来了，小市民骨子里的不安全感还在。当年国企改制，一个政策就可以让一家人一起吃低保；现在扩大外环，一个政策可以让一家人瞬间奔小康；谁知道十年后会不会有个新政策，让一家人再次陷入赤贫呢？

    这种不安全感无法言说，却能直观体现在严苛的择偶标准里。去B市的相亲角看一看，再怎么抱怨挣钱少，最眼高于顶的群体还是公务员。他们是最直接“跟党走”的人，不会被任何政策变动损伤利益。另一条能卡死很多楷璇这样的外来户的标准叫B市有房。以B市楼价的疯狂，一个中产阶级想要定居B市，光买房一项就可以让他立马变成赤贫，顺手背上三十年的债。

    言必行的父母，作为B市有房的群体，在自己属于有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和担心自己变成无产阶级的强烈不安中，其实是不喜欢言必行和十八线小城市外来户谈恋爱的。但因为言必行坚持，他们不好说什么，只能不断旁敲侧击地打听楷璇的家世，希望从中找出支持或者反对的理由。

    楷璇的话条理清晰，言必行觉得不无道理，只好说道：“倒也不是我对你家的事情